塞萨尔·巴列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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塞萨尔·巴列霍(1892~1938),秘鲁现代诗人,生于安第斯山区,父母皆有印第安人血统。一生贫困,达尼-罗德里格斯且思想激进。他是秘鲁最重要的诗人,也是拉美现代诗最伟大的先驱之一。他的诗既狂野原始,又温柔美丽;既真挚可触摸,又具有浓烈的超现实主义色彩。诺贝尔奖得主聂鲁达曾说过,“我爱巴列霍,我们是兄弟”。而在多年之后,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巴列霍是比聂鲁达更伟大的西班牙语诗人。

巴列霍是拉丁美洲有影响的诗人,诗作具有鲜明的拉美特色,把现代主义与民族传统结合起来,激情奔放,风格清新明快。《特里尔塞》对诗歌形式作了新的探索,突破了传统的语言结构和思维逻辑,初版并未引起注意,1931年再版时引起文坛重视和赞赏。作为一个有着印第安血统的秘鲁诗人,一个痛苦的人。虽然他生前也出版了几本小小的诗集,但他真正在世界诗坛获得崇高地位是在饿死很久之后。那时候拉美文学正进入爆炸时代,被整个世界所注视,这时候人们惊奇地发现,巴列霍,这个一贯批评现代派诗歌矫揉造作和虚弱无力的人,竟然是拉美现代诗歌的真正先锋,而他的诗,则像他的故乡安第斯山脉一样,代表着拉丁美洲的高度。

和另一位拉丁美洲的伟大诗人巴勃罗·聂鲁达相比,巴列霍是不幸的,当聂鲁达早已名满天下的时候,巴列霍却是只有少数狂热的诗歌爱好者才知道的伟大天才。当然,聂鲁达本人理解巴列霍的分量,他对记者说“我爱巴列霍,他是我的兄弟”,而在多年之后,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巴列霍是比聂鲁达更伟大的西班牙语诗人。不过这样的比较其实没有什么意义,很有可能,两位诗人各自从喧嚣与孤独中走过的,是同一条诗歌的道路。

巴列霍的诗歌,至少有两个相对比较完备的中文译本,一个是由诗人黄灿然翻译的本子,另外一个译本,则出自西班牙语翻译家赵振江先生之手,两个译本很可能正代表着理解巴列霍的两个方向:神秘的拉美传统和澄明的诗歌之境。

作为一个秘鲁人,作为一个印第安人的后裔,历史的沉重、社会的不公和穷人的不幸让巴列霍痛苦、悲吟,他说,“我出生那天,是上帝生病的日子,那天他病得很重。”而作为一个纯粹的诗人,我们会发现,巴列霍的痛苦,虽然源于神秘的群山,却达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终点。就像他那首最著名的诗《我要谈谈希望》之中所写的:“我不是以塞萨尔·巴列霍遭受这痛苦,我此刻不是以一个艺术家、一个男人甚至一个普通的活着的生命感到痛苦,今天我只是痛苦。”在反复吟诵痛苦的种种表现和原因之后,巴列霍用下面这句话结束了这首谈论希望的诗“今天我痛苦,无论发生什么事。今天我只是痛苦”。这纯粹的痛苦啊,他从巴列霍的笔底溢出,扎根在每个善感的心灵之中。读着这样的句子,我忍不住想起巴列霍曾经写下的另外几行诗,“这世上有一个地方,我们知道,却偏偏无法抵达”,在我看来,他的诗歌,他的痛苦,已经替他抵达了那个神秘的地方。

20世纪八九十年代,拉美文学开始引起中国读者的关注,马尔克斯、略萨、博尔赫斯成了文艺青年们的新偶像。而在这新一轮的爆炸过程中,就像是命运的玩笑一样,塞萨尔·巴列霍,居然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,再次缺席了。达尼-罗德里格斯我们要一直等到2007年9月,才能读到巴列霍的第一个中文译本,而这时候,诗歌、文学爆炸、拉丁美洲都早已成了过去时的词语。不过这样也好,一生痛苦孤独的诗人以如此孤傲的方式走进中文世界,或许正合了他的身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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